南平武夷山采取多举措 淘汰16辆营运黄标车

就这么一口咬定地读下来，另一重不无惊异的发现则是，即使又如此认真地啃了一过，竟还是没能从《论语》中发现，孔子本人当年说错了什么，只见到后人曾经理解错了什么。

(24)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五，《谏诤》，上册，第226页。夫妇法人，取象人合阴阳有施化端也。

(19)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一，《爵》，上册，第16-17页。其二，《白虎通义》与《春秋繁露》在内容方面亦有区别。但是，《白虎通义》与《春秋繁露》又是两部不一样的典籍，它们从形式到内容均有一些区别。故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首先，作为一部汉代帝国政治的政典，《白虎通义》的根本目的是确立帝国的政治制度、治理方法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原则，突出地表现出帝国政治的要求。

儒家经典的原始文本产生于上古三代特别是西周，而作为经典体系的成型则是在春秋战国。宫者，女子淫，执置宫中，不得出也。汉祚微，王莽篡，道大坏也，扬雄存之。

[10]程颐十分关注儒家内部的判教，他的道统论将荀子、董仲舒、扬雄、韩愈统统逐出儒家道统。程颢逝世之后，程颐作《墓表》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宋代士大夫群体面对道统与政统的分裂，就自然会表现出一种深刻的政治忧虑。韩愈的道统谱系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强调道统的核心思想就是仁义，他以儒家之道的思想内涵仁义，来对抗佛老的空、无之道。

他们作为道的承担者和主体力量，也积极致力于道统论的建构。[11]《语录下》，《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92年，第471页。

道统论的提出就和这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相关：究竟哪一家思想教义才是中国思想文化正统的代表？可见，由于儒、佛、道三教并起而地位未定，唐宋之际儒家士大夫大讲道统论，就是基于佛老思想大盛的文化挑战，他们强调只有儒家才是代表中国思想文化的正统，希望重新确立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正统，这正是儒家士大夫的文化主体意识不断上升和日益强化的体现。朱熹自觉传承早期儒家确立的道统，建构了一个尧舜—孔曾子孟—程朱的道统系列。叶适在为其弟子所撰墓志铭指出：时诸儒以观心空寂名学，徒默视危拱，不能有论诘，猥曰道已存矣。从唐中叶到北宋初期，儒家士大夫提出的道统论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倾向，与后来南宋时期的道统论出现单一化的心传不太一样。

所以，在以《四书》为经典依据的道统谱系中，道统授受主体主要具有这样的特点：其一，因春秋战国以后治、教分离，儒家士人强调以教统治。陆九渊本人将自己的学说归之于先秦的孟子，与朱熹的道统论相违，故而受到朱熹的否认。他另一方面力辟背离儒家正统的杂学特别是佛老之学，他接着说：自西汉至李唐其间鸿生硕儒，摩肩而起以文垂世者众矣，然多杨墨佛老虚无报应之事，沈谢徐庚妖艳邪侈之言。而宋儒的《四书》学则是将此完全颠倒过来，他们强调内圣人格、道德教化、心性修养必须处于更为优先、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地位，内圣品德决定外王事功，德治是完成国家治理的根本，心性修养高于礼法制度的建设。

[8]苏轼则提出了由孔孟、韩愈而欧阳修的一脉相承的新道统。如孙复就说：自夫子没，诸儒学其道、得其门而入者鲜矣，唯孟轲氏、荀卿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而已。

源流虽未远，淆浊亦已随。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

其实，韩愈和宋代道学家的道统论明显不同，韩愈本人并没有建构发展出一套新的学术体系，他也没有在儒学内部确立一种他认同的正统儒学。[7]石介也说:周室衰，诸侯畔，道大坏也，孔子存之。其实，他积极倡导儒家道统论，正是他的《中国论》的理论深化和核心组成部分。所以，宋儒建构的《四书》学道统论，充分肯定并发展了儒学的内圣、德教、心性之学的重要思想资源。他认为自孟子以后的一千多年此道统已经断绝，故而才有魏晋、隋唐以来佛教的鼎盛及对儒家思想的冲击，他由此表明了自己将要继承儒家道统、复兴儒学的文化使命。一、儒、佛、道并起，谁是中国文化的正统？ 儒家道统思想兴起于春秋战国、发展于两宋时期，因为这两个时期的儒家均需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资源，从先圣先贤那里寻求思想依据，以解决现实政治和文化问题。

因此，两个时期道统的授受方式也在改变，三代圣王以治为本，道依附于治。道统思想体现出他们自觉继承历史文化、深入挖掘传统资源的精神追求。

在儒学全面复兴的大格局中，儒学学统四起，究竟哪一家、哪一派才是儒学的正统，就成为儒家学者特别关注的重大问题。朱熹理学一派源于二程兄弟，他们以继承圣人之道相标榜。

应该说，南宋时期儒学学派林立的社会，各家各派均认同自己的道统论，特别强调自己才是儒家道统的真正传人，恰恰表达出宋代士大夫一种文化担当的主体意识。宋儒从《四书》中挖掘自己的心性论思想资源，使早期儒学的内圣、德教、心性之学的资源得到了极大开发。

宋儒建构的《四书》学，就是这一种能够满足儒家士大夫承担道统传承、复兴孔孟之道的经典体系。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儒家针对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就提出了祖述尧舜的道统思想。宋儒提出并希望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儒、佛、道三教中，究竟哪一家才是中国思想文化正统？在儒学复兴过程中产生许多不同宋学流派，究竟哪一派才是儒家正统？在道统与政统、儒生与君王的共治结构中，该谁主导国家秩序？宋儒提出的道统论，特别是朱熹通过诠释《四书》而建构的道统论，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明确回答，恰恰是宋代崛起的儒家士大夫主体意识以及相关道的承担意识的学术表达。所以，两个时期的道统授受主体不同。

所以，那些制作《六经》的三代先王，他们既是政治主体，又是文化主体。由于陆九渊最鲜明地继承、发展了孟子的学说，故全祖望说：象山之学，先立乎其大者，本乎《孟子》。

其中朱熹理学、象山心学、浙东事功之学三大派的学术宗旨各异、思想差异明显。石介反复宣讲道统论和批判佛道，其目的就是为了强调中国文化必须确立儒学的主体性。

与此同时，他明确将自己作为这一个道统脉络的继承者，其实也是将北宋其他学派排除在道统脉络之外。所以，在《四书》以后的时代，主导中华文明的儒家士大夫，他们首先是文化主体，同时也应该是政治主体。

[16]叶适：《习学纪言》卷十三，《论语》。韩愈提出的道统的人物谱系，明显是针对佛教的法统、传灯。春秋战国以后的儒家士大夫以教为本，希望治能够依托于教。[8]石介：《救说》，《徂徕石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4页。

一般来说，《六经》学偏重外王的国家治理，但是仍然离不开内圣品德、道德教化、心性修养，否则就会失去其价值基础和信仰支撑，外王的国家治理、经世致用就会失去目标和方向。从民间的社会民众到士大夫精英群体、历代朝廷君王，他们往往会在儒、佛、道三教中徘徊，影响到唐宋之际的思想文化界，故而不断发生儒佛之争、儒道之争、佛道之争的历史事件。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佛道思想的刺激，宋代士大夫也特别关注心性之学，他们希望具有从容洒落的人生，表达出宋代士大夫关于个体人格的精神追求。故而特别提出孔孟之道的道统谱系，并认为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与宋代道学一派的观点十分接近，所以，后来讲宋儒道统论，总是要追溯到韩愈的《原道》。

[18]苏费翔、田浩著：《文化权力与政治文化——宋金元时期的中庸与道统问题》，第94页。[17]所以，叶适特别不赞成程朱一派对道统的解释权，认为这是一种以观心空寂名学的道统论，他在自己撰写的《同安县学朱先生祠堂记》，特别将吕祖谦列入到道统的最后一个接续者，确实是大大弱化了程朱主导的道统论，而将浙东学派的地位作了提升。